蔡大生：挪威国家歌剧院 终身艺术家
 
  崔永元：咱们做个假设，比如现在你只有200美元，把你放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给你20年的时间，你觉得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呢？
 
  观众1：我觉得我能做到50万美元。
 
  崔永元：20年的时间。
 
  观众1：10年的时间。50万美元。

  崔永元：是照着那200美元印。

  崔永元：你想没想过在200美元到50万美元这个过程中你有可能要吃多少苦。

  观众1：我觉得会吃非常多的苦，但是我觉得我能战胜他，能承受得了。

  崔永元：所以你今天来的特别是时候，我请到了这样一位朋友，他就是200美元走出国门的，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他去的瑞典，现在呢他是挪威国家歌剧院终身的艺术家蔡大生，掌声欢迎他。好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概念，就是终身艺术家，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
 
  蔡大生：作为这个国家歌剧院你要做到终身演员的话，就得国家要养你一辈子，这是非常的难。那么我记得就是说像我一个演歌剧的演员，必须要演过五部歌剧以后，五部歌剧所有的人给你评为，全优，全部是最高的分，你才可能得到通过这个终身职业，然后再报到国家文化部批准。

  崔永元：我知道咱们国家这个旅欧华人的歌唱家非常多，但是得到终身歌唱家，这个称号就两个人，一个是您，一个是迪丽拜尔，只有这两个人非常不容易。

  崔永元：我知道您非常有名，在北欧那特别有名，

  崔永元：说您的那个住宅小区特别高档，您的那些邻居也特别棒，每天下午您要练习的时候，他们都会自动坐在草坪上来欣赏您的演出，他们是因为喜欢艺术呢，还是因为买不起票呢。

  蔡大生：记得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区好，我就买了那个区的房子

  蔡大生：那么后来我住那个小区要在家里练声，我就唱。唱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么好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应该是电视里啊还是录音机里啊，后来他们就传说了，有一个歌唱家住在这，然后后来呢，这个小区的人要卖房子，就要让人家来看他的房子，然后我就在家里唱，然后过一会儿就有人敲我门，我说谁啊，他就带着买房子的人，你看我没骗你吧，我说怎么骗你啊，他说这个是真人，歌唱家在这里唱。哦，是。然后走了，过一会儿，他过来他说的，人家要买我的房子，你唱歌，我房子要涨了，别停啊，我定的是几个小时，你唱完，我到三点以前都是看房子，所以呢就是说。

  崔永元：就是因为跟你做邻居，所以二手房都能卖得贵。

  蔡大生：我那个大的阳台前面都是绿色的草地，到周六下午一般都是我练声的时候。所以我在周末的时候，草地上经常有老外坐在大自然，太阳光底下，喝着咖啡，在那个草坪上享受，因为知道礼拜六下午两点，我要开始唱了。然后有的时候礼拜六我身体不好，没唱。结果有一个小朋友跑到我这，敲门，哈喽，你怎么还不开始啊。我说什么不开始啊。你快唱，我们已经等在那边了。就特别的友善，特别的和谐。
 
 
  崔永元：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这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也特别享受。

  蔡大生：是啊

  崔永元：这就是您艺术家的气质，特别爱幻想，就是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

  蔡大生：倒也不是爱幻想，确实。

  蔡大生：我曾经刚出国的时候因为我经历过打工去跑堂，刷盘子。

  崔永元：我没说错吧，是200美元出去的。

  蔡大生：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是1988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工资才30几块钱，那200美金不容易，而且200美金还不知道到哪去换来。

  崔永元：这还不是您最悲惨的时候，我觉得最悲惨的好像是您参加这个瑞典歌剧院的考试是吧。

  蔡大生：瑞典音乐学院的考试。

  崔永元：瑞典音乐学院的考试，这个更惨，这个当时惨在，主要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就惨成这个样。

蔡大生：所以到了国外就因为离我的考试还有，也是比赛吧，还有好多天，那么这个之前呢，就是躲在一个小酒店里，哪里也不敢去，最后知道没有钱我要预算着，计划着这几天怎么过，到最后的时候知道了，瑞典的冷水是可以喝的，就和我们的矿泉水一样，喝了不会拉肚子，然后就喝冷水，然后买了一点麦片，和面包的头，面包头上那两块是圆的，他们不吃的，切下来磨碎了可以做猪排什么的，可以打成一包，那我就买了那个东西，那个特别便宜，买了一包，用那个冷水一拌，就一天吃一餐。那个时候要唱12首咏叹调，四种语言的12首咏叹调，那么就是你必须要很大的体力，你必须要有很好的这个状态。那么到考试那天，比赛那天，我上去的时候，体力是很虚，站那上面没有力气，所有的人都穿着燕尾服，穿着晚礼服上去，只有我是穿了一双回力鞋，一套运动服，我就这样站那里唱。然后一开始唱，我那个手抖的出来，都没法把它收回，因为没有控制了，紧张的心跳就开始，然后就唱完第一首咏叹调的时候，肚子不行了，不给力。那个面包糊和冷水就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在那叫，然后那个声音它，那个特别安静的音乐厅，那个声音就传下去了，下面的评委就觉得，哪里怎么咕噜咕噜的声音，像这个哪里传来的。然后这个时候，钢琴伴奏知道了，他就站起来给我解释，他说的，他中国来的，因为没有钱吃饭，他喝的水，所以他应该是从他肚子里发出来的声音。这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瑞典老教授，站起来他说的，请一位工作人员，就到了自动的售货机里面给我买了一包白热的巧克力，然后还块饼干，然后我就抢着一样的吞下。孩子，你慢点，然后还在叫，肚子吃了还在叫，他又叫那个人再去买一块，就是巧克力，吃下去后很安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记得很清楚唱了一个多尼采蒂的歌剧叫《爱的甘醇》，里面有一首咏叹调叫《偷洒一滴泪》，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流，控制不住的流。大家就感觉到这个亚洲人，一个来自中国的人他怎么对我们这个《偷洒一滴泪》、《爱的甘醇》理解那么清楚，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想的是自己那种难以平静，那种出来的那种什么心情都有，所以当时我吃了点东西之后，也忘记了那些，然后大家安静了一下，我就唱得特别感觉好，突然什么都忘了，就一首一首唱完，自己也不知道就这么唱完了，唱完了以后这个比赛不允许拍手的，就突然有掌声了，大家也许就是被我这个过程给感染了，唱完那个评委主席说你可以走了，后来我说不，我从很远的中国来到这，我还希望唱两首中国的歌曲。他们说好啊，下面的人从来都没有听过中国歌曲，我就唱了一首《乌苏里船歌》，那个前面那个船工那种号子一样一出来，他们下面哗一下鼓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是不允许的，比赛曲目结束你就应该那个，他特别的，好，你再来一首，然后我就唱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爱《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我在想着我在那遥远的地方有我的祖国，有我那么多亲人，你们知道吗，儿子在这儿。

  崔永元：一口气唱了14首。

  蔡大生：对，14首。

  崔永元：您的想法是，肯定录取不了，干脆唱个够算了。

  蔡大生：对。当时我觉得我应该是回国的，不可能被他们录取的，因为后来的等待的日子，大概是在我一生中不可能忘记的事情，也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因为等待中我就已经一分钱没有了，那么最后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叫黄胆水，就是苦胆水，我突然有一天觉得这里有水，怎么苦苦的，我一摸，黄颜色的，我就知道这个是苦胆的水都饿出来的，疼出来的。然后有一个中国餐馆的朋友就跟我说，你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个办法，就是到警察局他们可能会帮你的忙。我就跑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的人一看，我能帮助你什么，我说我想吃饭。因为会告诉他饿，吃饭跑我这里来。我说是。他说那你来这干吗呢，我说我来参加一个我就邀请信给他看。你等着，警察就把我带到他们警察休息的一个房间里面。一坐下来之后他就要来几个同事，他说这是一个歌唱家，没有钱了，饿了，到这里来找我们，那几个都说，歌唱家先唱一个给我们听听。我说的不行饿，唱不动，先要吃饭。然后这个警察特别的好，就跑到外卖的中餐，一辈子都忘不掉，这是一个叫什么竹笋炒牛肉片的一个大盒饭，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次大盒饭，全完了，我说可以唱一首了。《我的太阳》。听完之后，这是一个歌唱家。然后他说的，那你还得唱一个，我说再来一盒，又取来了一盒饭，又唱了一首。

  崔永元：那我就不用问您唱了几首了，您吃了几盒？

  蔡大生：后来这一段等待的时间我天天到警察局吃饭，天天唱一首歌，他们正好有休息的时候，他说你来，给你买好饭，然后唱一首歌，你走。如果你天天呆在我们这，我们就是拘留你了，你这个就是在这领一盒饭，你就走了，因为我们还不能拘留你，你签证还有，我说这个办法好，等到我得到确认你可以呆下来还是不能呆下来，我才走。所以我在瑞典有一批特别好的警察朋友。记得我在第一次演，《艺术家生涯》的男主人公的时候，警察局的都来了，这几个朋友都来了，给我送了一捧花，我很感动。写了一个卡片他说，“我们保护了一位伟大的歌唱家”，这是他们送给我的一个卡片，我一直珍藏着

  崔永元：他们现在还是你的好朋友。

  蔡大生：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帮助了我。

  崔永元：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朋友帮您的故事，特别让人感动，接下来咱们说说你打他们的故事吧，一位艺术家打人，这个故事一定好听。

  蔡大生：后来我到了瑞典国家大剧院工作，歌剧院规定在歌剧院里面发生打架这样的事件，没有别的事情，开除。

  崔永元：应该这样。

  蔡大生：这是他们规定里面写好的，那么就是开除。然后事情发生是这样的

  蔡大生：他们看了中国的电影，讲的是公交车司机，一边坐在那里抠脚丫子，一边喝二锅头跟花生米。然后我们坐在酒吧里面一起喝啤酒，手去拿那个花生米，然后他打了我的手，我说干吗，他你说的手脏，我还觉得可能真的没洗手，去洗洗，又来拿，他又打我。我说洗过了。NO。然后我再拿，他就把那个花生米倒掉了。我就觉得这个里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那个手不干净，都有脚气，你吃了以后，我们嘴巴都要长气。我咣一下就起来了，啤酒瓶当打破了，从桌子这边跳过去，我说你跟我出去，他就啊啊满院子跑，蔡要杀人了，蔡要杀人了。所有人拦着我，虽然他块比我大，但我就冲过去，他跑，人家都拦着我，最后时候我停下来，我知道我这个情绪有点激动。我自己打了电话，警察一会儿就来了，就把我带走了。带到警察局，叫了一个美丽的女警察坐我对面，你能安静一会儿吗，我说我现在很安静。你要茶还是咖啡，还是饮料。我说的要茶，我想中国，我想喝点中国茶。她就派人到中餐馆去给我点了中国的茶，她说我想你还需要一份中餐，给我中餐买来了，然后给我谈，就给我讲你想家，你是不是怎么，我就讲了很多，我真的我当时心情有点不能平静。我说我们中国为什么会给人家这样的，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中国有那么多值得全世界人学习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拍成电影，拍成电视讲给大家，让人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所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的心情平静了吗，我说很平静了。你可以回家了，没事，我代表一个瑞典人，我代表很多的瑞典人，对你说一声对不起，我们没有尊重你。我当时想，警察抓来得关个一夜，她说没事，你走吧。我就走了，一打开这个警察局的门，走出去的时候，一部车停在对面，我就看车上下来一个人，就是刚才我追打的那个人，他下来就很，满脸的那种做了错事的感觉，跑上来，蔡，我一看到，刚才生气的东西全部没有了，我跑上去，他拥抱我，他人大，一下把我拎起来。我当时那种。

  崔永元：这个朋友也好，他现在宁肯把你抱起来，也不愿意刚才跟你对打。

  蔡大生：然后回到剧院里，剧院的院长开了大会，他说蔡是我们的客人，他不远万里从中国到我们这里工作，我们要尊重他的文化，尊重他的生活，我们不能随便伤害一个我们朋友的心。

  崔永元：我听说有好多事情您是拒绝的，比如起一个外文的名字，英文的名字，您到现在没有，还是叫蔡大生。

  蔡大生：那么说到名字，因为外国人叫我们名字非常难，蔡，他们很难说，很多俄罗斯的朋友，东欧的人蔡就是茶的意思，喝茶的意思，他们说蔡，我说你们都把我喝光了。然后大生，他们大生，蔡大生，大生蔡，然后生大蔡，生蔡大，因为他们觉得有的时候姓名要搬到前面里，到现在为止我的工资单里面，生是放在第一个的，生蔡大，他们觉得三个字嘛，蔡大生，外国人这个姓，生肯定是这个，生蔡大，我也就算了。那么他们说你起一个外国名字多容易，托马斯，戴维什么，太容易了，我说的不行，我学了你们那么多的外语，你们为什么不能学学我的中文呢，这是一种文化，我要他记住，他身边有一个中国，时时刻刻记住我身边有一个中国。

  崔永元：您喝一点水吧，口渴了。还有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些朋友都经常到剧院去看演出吗，很少去，有去的，点头了，买这么靠前的票吗。最贵了这个票，所以你说咱们想想，如果咱们要能有这么好的票，听一个歌唱家现场演唱，那是多美的事啊。让我们现场的观众也享受一下吧，听听您美丽的歌喉。要不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不允许中间喝水的。

  蔡大生：经常参加演出，但是有这样的环境，跟那么多，能够那么近距离的感受到一种亲情，我觉得比我在再辉煌的剧院的演出都要一种幸福感，真的，我还是把那首我最喜欢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给大家。
 
 
 
  演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的打在我身上。
 
  我愿她拿着细细地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崔永元：我们平时演出的时候比这个还要近，我们还会跟观众拥抱，跟他握手，然后还不影响歌唱，因为我们是假唱。比如你们在瑞典或者丹麦歌剧院里会假唱吗？

  蔡大生：好像他们不太，还没有这个词。

  崔永元：还没传到那呢。

  蔡大生：假唱这个事吧，我觉得必须彻底的灭掉它，不能再有了，我不管从别的地方讲，首先一个假字是让所有的人们痛恨的事情，然后。

  崔永元：它也可以不叫假唱，叫表演唱。

  蔡大生：但是它不叫表演唱，因为你没有出声啊，那么我觉得从我的专业上来讲，如果假唱的话，他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的整个音乐事业，大家也许不是搞专业的人不明白，在国外的演唱和乐队的交流，如果你假唱习惯了以后，在这假唱，你到国外真唱都没有声音了，我已经碰到几个我们中国非常有名气的演员到了国外，跟国外的乐队一练，没声了，而且用伴奏带也是很害人的东西，每一次我们演唱一个东西它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心情表达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下次可能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多的情感，每一次都不一样，你怎么能用一个伴奏带把你框死了，然后你心里在唱，在数着拍子，一二三，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怎么可能传递，整个乐队整个指挥他是跟着你的情绪在流动，传递给大家的，你假唱，你老是用伴奏带，你怎么表达，要想长一点把你的情感传递更多一点的时候，那个伴奏带已经下去了，哎哟你赶快跑啊，没了。

  崔永元：你看你想的这个事，跟我们这个演唱会都不沾边，我们想的是赶紧握完手，拥完抱，然后就去数钱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跟钱都没关系。观众也应该坚定一点，现在观众只要一看见人，再一握手，管你真唱假唱呢，以后观众也应该在意一点其实。

  崔永元：您没想过到金色大厅办一场音乐会，维也纳金色大厅是吧，那是最高水平的吧。

  蔡大生：金色大厅确实是一个让人们向往的地方，因为每年的新年音乐会，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金色大厅，但我觉得，到金色大厅去演出不是坏事，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要刻意的，我就要到金色大厅就象征着什么，是句实话，我们现在有好多国内的演员都到金色大厅去演出了，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职工子弟小学的什么演出队，我们什么什么学校的铜管队，我们什么什么过几天我们村里的农民秧歌对也要去演了。

  崔永元：可以吗？

<*newpage*>  蔡大生：有钱就可以啊，所以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管理人员很高兴啊，又中国人来了，先把钱装进去，当然是好事了。

  崔永元：金色大厅是这样子吗。

  蔡大生：当然是这样子了。

  崔永元：就是交场租就可以演是吗？

  蔡大生：可以演。所以我听说好像去办这样一个音乐会花几百万，甚至花千万了，太不值了，我们国内的音乐事业，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需要大量的，甚至就是一万块钱，两万块钱，五万块钱十万块钱都可以做很多失去，急需我们去支持，为什么不把钱用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去一个演唱会，下面请的人都是我们中国大使馆的总领事馆，一到那个时候头疼，票送不出去啊，华侨的那个开饭店的人那个点都在开餐馆都没下班呢，你们的演出能推迟到晚上11点开演吗，他餐馆关了门才能观看，就是它成为一种负担了，我觉得不应该有，我觉得这样去演的话，我不给他们鼓掌。

  崔永元：那悉尼歌剧院呢。

  蔡大生：也一样，现在已经有人委托我能不能在瑞典的诺贝尔和平颁奖的大厅里面区别搞一场，因为我是第一个，我在诺贝尔颁奖大厅，他不是诺贝尔那么多物理学奖嘛，我是第一个开歌唱会的，瑞典人欢迎啊，价码很高，你来吧，那我就觉得没有意义，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崔永元：您跟他们熟，可能还打一点折扣。

  蔡大生：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

  崔永元：我听完放心多了，我从明天开始联系，我们争取到金色大厅录一场《小崔说事》。

  蔡大生：我觉得真正的要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的话，应该真正的走进西方人的上流社会，让他们真正的外国人，都是金发碧眼的人在下面听我们的音乐会，买着票来的，为我们鼓掌的，这样的事情应该做。

  崔永元：您做了好多折算的工作，就是把瑞典、丹麦的有名的艺术家，吸引到国内来，让他们为中国做一些事，您做过好多这样的事。

  蔡大生：我想这也是责任，我在瑞典有一个国宝级的钢琴大师叫罗伯特•威尔斯，那么他就是不了解中国，我说请你到中国看一看。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中国，他爬上长城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月亮升起的时候，他激动得无法控制，旋律就从他的心里面涌出来，他就趴长城上记下了那几个音，跑回酒店什么也不干，把那串音写下来，就成了著名的《中国的月亮》这首曲子，他在全世界各地演出都演奏这个曲子，他们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说中国一句话，比我们中国人在那面自己说一百句都要有用

  崔永元：好。您现在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哪位有就举手示意我。听听你有什么新想法。

  崔永元：你好。

  观众3：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蔡先生，您在瑞典历经磨难的时候，心里非常难受非常思念祖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

  蔡大生：我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这也是别人送给我的，就是只要百分之一的希望，一定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奋斗，那你、我、他都会成功的。我也想起了1989年的新年音乐会的时候，伟大的男高音帕瓦罗蒂在斯德哥尔摩的新年音乐会，我也去看了，然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带我认识了帕瓦罗蒂，然后他留给我了一句话，也是激励着我这些年往前走，往前努力奋斗的力量，他说了，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是每一位歌唱家都要为他的祖国纵情的歌唱，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来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往前走，为我的祖国，为中国歌唱。

  崔永元：您说到帕瓦罗蒂，我问您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传说，说他有几千个助手好像，出去。

  蔡大生：帕瓦罗蒂我知道1989年那次，好像只有他的女儿陪着他一起，到斯德哥尔摩参加了新年音乐会

  崔永元：到很多地方演出都是这样吗，就是那么大的万儿，一个人自己去吗？

  蔡大生：我想他不会这边带一个人拎着衣服，那边带一个人拿化妆的东西跟着他走。

  崔永元：还一个拿茶杯的呢。

  蔡大生：那么我想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想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次6位华人歌唱家到全国各地走的时候，我们都是普通舱，都是一个人，都是自己拿着行李走的，到了各地大家都觉得首先问，来几个人啊，要几张票，房间这个行吗？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怎么问这个，我就是一个人啊，就是一张机票就可以了，不用接我举着牌，我打车就过来了。

  蔡大生：我觉得各个地方举办这样的活动，为了文化事业很不容易，他们已经付出很多劳动，干吗要花这么多的钱，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国内的很多的演员，能够简单，能够不要给别的人带来更多的不便。

  崔永元：挺晚的了，应该让大家休息了，您再给大家讲一个打人的事，就休息吧，听说您回到国内以后，也因为什么小事跟人发生冲突。

  蔡大生：很多人都告诉我，蔡老师，大生，你当心啊，你哪天真被人家打趴了，不是我打人家，是人家打我现在是。因为我真心的希望我们的人都很文明，因为我们现在开好车的人多着呢，穿好衣服的人多着，住大房子的人多着，我希望所有的人在和谐的社会，在文明的社会生活。

  崔永元：您看不得不文明的现象。

  蔡大生：我受不了，我就马上会激动，因为演员他这个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血特别容易冲动，一下就上来了。前年我在杭州，我住在一个特别有富的小区里，住在那里面。有一天下雨天，我穿了一个风衣走出来，刚刚下过雨嘛，那个地不平，水很多，一部宝马车开进小区，开过去，那个水扑过来，因为我知道那个车就在小区里面，我这个心里开始，血就往上冒，我就一边走一边跑，地上有一块石头，我抓起那块石头，追着那个车，车子停下来，抓着那个石头，我就绕着那个车走。那个司机刚下来，这个人怎么有毛病，在我的车里面转，然后我就看那个车牌，我也不跟他讲话。他说喂，你干吗。我说这个车刚才水溅了我一身，我想砸它。你要干吗。我说没你的事，我说这个车溅了我的水，我得找它。他就来劲了，然后他家里人，车停他们家边上了，他们家人走出来，我说那个车跟那个房子还有关系，我记住了。我等没人的时候我得砸它，我就站那个边上。然后他就急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开着这么好的车你一定有身份，你一定受过好的教育，你一定是个成功者，你难道不知道当有人走过来的时候，你车应该开慢点。当然我不是为了砸他的车，他说我赔你这个衣服，我说不用，你记住下次一定开慢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一说起我们中国，很多国家比不上我们中国，我们很富有了，我们的房子都比国外好，但是我们的这个文明为什么不能提高一点呢，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小小的做到一点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不就发展的很快吗。

  崔永元：我们要真爱国就少做，或者不做不体面的事情。

  蔡大生：是啊就是。我现在已经刚刚被杭州师范大学聘为教授，我希望我在那个大学里面能够带两个研究生，我也希望带的研究不仅仅就在中国想象中的学习，我希望他还有机会跟我每一年有几个月到国外看看世界的舞台，我希望把这样的学生带到世界的舞台上去感受一下世界，感受一下全世界的音乐，然后把真正的音乐他们又带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完美的人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崔永元：您是这样一个人，特别有韧性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相信您一定能成功。再劝告您一句，少生气。谢谢蔡先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