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汉族，广东罗定人。外号高佬蔡。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19路军上将总司令，凭的就是过人的战功，最出名的就是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使得世界上知道在东北不抵抗之后，中国还是有一批能打和热血的军人。后参与领导福建事变，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初步协定》，1934年1月因内部瓦解而失败。抗日中一度复出，因无兵而没有大的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蔡廷锴是民国陆军上将，出生于广东罗定。早年从军。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连长、营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的团长。北伐战争时期任第十一军新二十四师副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任第十师师长。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即粤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1月29日，驻锡国民党陆军某团赴沪参加“一·二八”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驻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驻锡国民党陆军六六O师一二O旅五团奉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之令赴沪参战。无锡各界民众代表到火车站欢送。同蒋光鼐一起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裁缝从军－艰辛童年
    1892年4月15日（清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生于广东罗定州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务农，兼做裁缝和兽医。蔡廷锴童年就帮农活，9岁，蔡廷锴到邻村的书馆入学读书。书馆内分甲、乙两班。甲班都是就读十年以上的大龄学生，每当上课，唐先生总是给他们释字义、讲句解。而蔡廷锴所在的乙班，只是读而背、背而默的初级学习。蔡廷锴不满足于乙班的学习，总是想方设法偷听甲班的课，听完后细细地领会，越学越有兴致。教书先生对蔡廷锴的学习能力大为惊异和赞赏，特地给他加快了学习进度。然而不幸的是，母亲突然去世，仅上了3年学的蔡廷锴被迫辍读。
    13岁的蔡廷锴过早地担起生活的重担。忙时他和姐姐种地，闲时他和父亲学裁缝。生活的磨难，练就蔡廷锴倔犟的性格，健壮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蔡廷锴的眼界越来越宽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使他愤恨不已。一本《三国演义》蔡廷锴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像赵子龙那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 1908年9月，蔡廷锴与本地农家女彭惠芳结婚。
    1910年，新军来到了罗定县，蔡廷锴瞒着父亲、妻子，以外出替人裁缝衣服为借口，加入新军。多年的夙愿一经实现，蔡廷锴格外振奋。出操训练一丝不苟，很得上级的赏识，前后仅两个月就由副兵升为正兵、上等兵。为了家计，在部队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为人缝制衣服。从军生涯一开始并不顺利。时值辛亥革命前后，军队在急骤地分化、改组、易帜。蔡廷锴先后4次投军都时间不长就被迫离去，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
初露锋芒－作战中的蔡廷锴
    1920年孙中山返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派邓铿组建粤军第1师，陈铭枢部被编为粤军第1师第4团，蔡廷锴学成回到原部队，先任司令部上尉副官，部队改编为粤军第4团时，又为团部旗官。但是，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所学，为了能直接领兵作战，蔡廷锴自愿降级，担任少尉排长。邓铿对粤军第一师训练甚严，对士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工业生产教育，蔡在该师受到熏陶和锻炼，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军事政治认识与日增进。1922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命粤军西上援桂讨伐沈鸿英。蔡廷锴领兵作战初试锋芒，就显示了他军事指挥的天赋。战斗一结束他就被升为上尉连长。
    不久，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在攻占信丰城的战斗中，蔡廷锴奉命星夜追击退却的敌人。他带领全连强行军一日100多里，突进袭击将敌军击溃缴械，北伐军顺利占领信丰城，蔡廷锴被记功一次。北伐军继续向赣州城发起攻击。敌军方本仁第9混成旅凭借黄八岭的坚固工事顽抗，激战10日，北伐军伤亡很大。粤军第1师挑选蔡廷锴担任敢死队队长。蔡廷锴率领100余人，于凌晨4时向敌薄弱之处冲击，很快将敌阵地突破。后继部队立即跟进，激战至晚敌人溃退。第二天，北伐军进占了三面皆水，易守难攻，有“铁城”之称的赣州城。
    6月，陈炯明叛变，翌年1月蔡廷锴参加驱逐陈炯明，重占广州的战斗。4月，沈鸿英进攻广州，第1师奉命讨伐，5月，1师与友军合攻盘踞肇庆城的沈鸿英部黄镇邦、张希拭两个旅。围攻一星期，仍破不了城。蔡廷锴又被选为先锋队队长。先由爆破队在离城百米远的地方挖掘隧道，埋好炸药，蔡廷锴选150名勇士，在距爆炸点50米远的地方埋伏着，当城墙被炸出阔约1米的缺口时，蔡廷锴身先士卒，率先锋队向破口突击，与守城之敌展开肉搏战，很快占领附近城墙。敌军无险可守，略经巷战，便全部被歼。蔡廷锴以战功升少校连长。 蔡廷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一次，与桂军刘玉山、陈天太的战斗中，蔡廷锴把握战机，以一连新兵俘获敌军人、枪各四百余。战后，蔡廷锴升任营长。
    1925年初，蔡廷锴营随补充团担任陈济棠2旅的后卫前往广西，援助李宗仁、黄绍竑围歼沈鸿英。在攻击贺县时，蔡廷锴领兵及时增援，并亲自率预备队向敌人冲锋，一举击溃敌军，收编敌1个机关枪连，缴获步枪800支。以后，蔡廷锴率营回广州，参加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
    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第1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第10师师长，蔡廷锴营编属第10师第28团。10月，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军复起，蔡廷锴营随团南征，协同12师梁鸿霖部往两阳进剿邓本殷。部队行进半途，突闻梁鸿霖不能掌握部队，自己出走，所部反与敌方勾结向28团压来。团长蒋光鼐命令部队星夜向单水口进军并布防。蔡廷锴营担任左翼，3营为右翼，成两线，取攻势防御。敌军六七千人，气势汹汹进攻单水口。28团与敌人激战了三昼夜。第四天增援部队到达，蔡廷锴即向团长献策：“敌军攻我数日不逞，其必疲困已极，请以全团出击。”蒋光鼐采纳了蔡廷锴的建议，全线出击，出色地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北伐前后－信仰与道路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升任团长。第4军经醴陵、浏阳，到达平江，向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发起攻击。蔡廷锴率28团担任右翼独立作战。敌人凭借淡江中洞岭的地势顽抗，战斗进行了数小时没有进展，蔡廷锴即亲率预备队冲锋，占领了中洞岭。冲锋时，蔡廷锴左手负重伤，被送往长沙湘雅医院治疗。
    在医院蔡廷锴时刻关心着战况的发展，当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伤还没好他就离开医院回到部队，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10月10日，蔡廷锴率团最先攻入武昌城。战后，第4军扩编出一个第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下辖蒋光鼐的第十师和戴戟的第二十四师，蔡升任二十四师副师长。
1927年风云突变，宁汉分裂，军队急骤分化。陈铭枢、蒋光鼐因政治态度不同，先后离开武汉投靠蒋介石，一时间群龙无首。蔡廷锴不忍弃生死与共的将士而走，心中极为烦闷。正当他犹豫之际，武汉当局委任蔡廷锴为十师师长。蔡廷锴认为北伐重于一切，遂就任师长之职。。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出师河南，继续北伐。蔡师在河南激战奉军，配合兄弟部队攻克临颍、开封。
    7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不久，武汉当局下令进攻南京。叶挺的24师为前锋，蔡廷锴师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与蔡廷锴商议：攻下南京与革命前途无意义，不如返粤，蔡廷锴深表赞同。蔡廷锴随叶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委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任左翼总指挥，率师南下。
    在返粤的途中，蔡廷锴认为自己与共产党的信仰不同，因此归向南京政府。对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他发给川资，并派兵护送一天。部队行至河口，给养发生困难，幸而前11军副军长蒋光鼐带10万军饷前来慰问。蔡廷锴建议恢复第11军，将第10师分编，再建立第24师。当时蒋光鼐副军长有些犹豫，但蔡廷锴将各部编配完竣，即请蒋光鼐恢复11军司令部。部队在八闽返粤的途中，蔡廷锴收缴了何应钦所部新编第1军谭曙卿部，充实了第24师。接着，蔡廷锴电请在日本的陈铭枢回队，复任第11军军长。
军阀混战－一心抗日救国
    11月，张发奎、黄琪翔以“护党救国”名义在广州发动政变。李济深即令11军与陈济棠部向张发奎第4军进攻。11军原由4军扩编而来，蔡廷锴等在回粤时一再避免与4军冲突，但这时却不得不相互残杀。仗打得非常惨烈，4军先锋官许志锐阵亡。许志锐原是蔡廷锴师的副师长，在调任26师为师长时带去了许多旧部，此次战役，蔡廷锴虽然获胜，但所俘许部官兵大都是原来的旧部，为此，蔡廷锴深感痛心。
1929年部队统一整编，蔡廷锴的第十师缩编为第2独立旅，蔡廷锴任中将旅长。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第2独立旅扩编为60师，蔡廷锴再任师长。
    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蔡廷锴履行军职助蒋扭转败势。5月，桂系与张发奎部企图进攻武汉，与冯、阎呼应，合击蒋介石。蔡廷锴与蒋光鼐奉何应钦之命率部堵截桂、张两军北上之师。由桂回粤转湘，他们尾追桂张联军至衡阳一带展开决战。是时蔡廷锴患病，发着高烧，但他让士兵抬着自己到前沿察看地形，并连夜部署构筑工事。翌日拂晓指挥部队与敌军激战，恶战两昼夜，将敌军击败。这时，蒋介石在陇海线、津浦线和平汉线均失利，急调蔡廷锴、蒋光鼐部增援。7月，蔡廷锴、蒋光鼐率部北上至邹县集中。蒋介石为迅速扑灭津浦路的阎锡山部，即令蔡廷锴部经泗水迂回大汶河及泰安敌之左后方。泗水至泰安多是崎岖山路，将士们日行八九十里路，后方辎重粮食无法跟上，4天后蔡廷锴率将士们到达泰安，随身所带的粮食已将食完。泰安城东50里有阎锡山部一个旅把守，蔡廷锴决定破釜沉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泰安城。蔡廷锴令区寿年旅先攻右翼敌旅，待其破敌之后，改为预备队，再令沈光汉旅向泰安城郊之敌发起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控制了泰安东站、九里山一带险要地势及泰山，泰安城内阎军遂成瓮中之鳖。
    蒋介石为迅速占领济南解决全局，又电令蔡廷锴、蒋光鼐部速攻阎锡山重兵固守的济南。并颁赏令：若能在10天内占领济南，犒赏100万元。蔡廷锴师由原地出发，先攻泰山背长城岭之敌，然后蹑尾追击。在党家庄以南一带高地，蔡廷锴率部与阎军近万人交锋，搏斗一天，阎军全线崩溃。接着又向仲宫镇跟进。攻占仲宫镇时天已黑，又值大雨滂沱。蔡廷锴与蒋光鼐在市内天主教堂连夜研究进攻计划，决定以第61师先行，第60师为总预备队跟进。8月15日下午3时，济南城被攻破。蒋介石扩编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为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19路军军长，并颁奖100万元，特奖蔡廷锴本人数万元，二等宝鼎章。
    1930年底，蔡廷锴奉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队行至赣州，蔡廷锴回想起北伐时驻军于此，于是亲往四军烈士陵园致祭。到了兴国，蔡廷锴看到村民一齐躲避，与北伐时民众对他们的态度大不一样，深感痛心。1931年初，19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8月在高兴圩的战役中，19路军和红军打的两败俱伤，蔡廷锴本人亲率手枪营反击才打退红军围攻。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和解，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主政，陈铭枢为内政部长，19路军调京沪卫戍。十九路军总部和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六十师驻苏州、常州等地，七十八师驻淞沪、南翔等地。在上海，蔡廷锴目睹了国民党内的分裂和腐败，他自忖：自己连年为党国奋斗，结果如此，不如弃职而去，然而蒋光鼐总指挥已经以养病为名，消极怠职，自己怎可弃数万将士于不顾？蔡廷锴进退维谷，懊恼苦闷。
    当时 日军侵略我国东三省。马占山、丁超、李杜率部抵抗，使倭寇不能长驱直入黑龙江，而蒋介石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蔡廷锴感叹不已：“自己厕身军界，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穿军服入租界，那些外国人都投以鄙视的眼光。因此，国中军政人员，非换衣服不敢入租界，即到也不敢抬头，实是可怜可叹。”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国民党当局麻木不仁的沉沉死气中，蔡廷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他秘密召集本军旅以上干部协商，准备卸职，率领志愿赴东北一拼的官兵们北上援助马占山。编制、军饷、旗帜、印信一切准备停当，定于翌年正月底出征。就在这时，日军开始在上海挑衅，不断制造事端，蔡廷锴不得不在上海进行备战以便应付事变。
上海抗日－广州的十九路军陵园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沪领事村井提出无理要求，要19路军由驻地向后撤退30公里。蔡廷锴得到消息后怒火中烧，于次日与总指挥蒋光鼐一起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营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激昂地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了，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下午7时总部向全军发布一道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
    19路军的态度使蒋介石政府极为不安。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到蔡廷锴家，要蔡廷锴答应日军的要求，命令部队撤防南翔以西地区。蔡廷锴当即反驳道：“上海是我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在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当天，蔡廷锴再次召集19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1月27日深夜，军政部3次急电，命令19路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1月28日，日寇发出最后通牒，限19路军立刻撤出闸北，让日军进驻，并狂妄叫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军政部迎合日军，立即命令宪兵第6团到闸北接替19路军翁照垣部。但是，蔡廷锴指令翁照垣拒绝交防。
    28日深夜23时30分，日军悍然向闸北守军开火了。19路军将士遵照指挥部的命令，打响了抗日的枪声。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是夜，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一起，研究作战方案，电令后方部队立即向上海推进，并连夜发出第一道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战争。敌人是由巡洋舰、航空母舰运来的陆战队，配有飞机、坦克、装甲车，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敌人是海、陆、空并进，狂轰滥炸，猖狂攻击，19路军是凭借步枪、炸药、刺刀进行反击；敌人是以日本政府作后盾，倾其国力不断增援，兵力由几千增至六七万人，非攻下上海不可，蔡廷锴指挥的19路军只有4万之众，孤军奋战，军政部非但不给军饷，克扣人民群众捐来的抗战款，而且通令各部队：“19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坐视19路军弹尽粮绝。然而，出乎日寇的预料，也根本违背蒋介石政府的意愿，19路军连连挫败强敌的进攻，迫使日军四易主帅。
    1月28日，一夜间19路军击退了日军在闸北以铁甲车为先导的五路进攻，首战大捷。29日清晨，日军又出动飞机，轮番轰炸，而19路军阵地屹然不动。狂妄叫嚣“4小时即可了事”的敌指挥官盐泽幸一，一面挽美、英、法等国出面，提出“停战”要求，一面急请日本政府派兵增援，待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两艘航空母舰及陆战队5000人到沪后，对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地进行抵赖，再度向19路军的闸北防地猛攻，并把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带。一个星期过去了，日本侵略军仍是屡战屡败。日本帝国主义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了，中国人民欢呼、振奋了!蔡廷锴、蒋光鼐、19路军的名字传遍全球。盐泽幸一因此被黜，由野村接替指挥。
    2月6日，野村吉三郎乘舰“出云”号带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接任指挥。上任伊始便对西方记者吹嘘：“日军自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见，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恰在这时，何应钦却下严令，要第19路军撤退，并责问蔡廷锴：“谁叫你打仗?”蔡没理睬何应钦的命令。根据敌人的新战略，他和蒋光鼐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大战在即，蔡廷锴于10日午后亲往吴淞巡视，并赠两打白兰地酒给78师副师长谭启秀和156旅旅长翁照垣，勉励说：“此酒是人民慰劳你们抗敌英勇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11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第19路军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 13日，日军主力下元熊弥的久留米混成旅团（第十二师团抽调三个大队为基干），再次偷袭蕴藻滨。蔡廷锴急令61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增援，并亲自到庙行附近督战。下午5时，我军略有进展，蔡即令张炎率团攻敌左侧背，双方展开肉搏战。黄昏时日军被击溃。久留米旅团从此一蹶不振。
    敌酋野村屡战无功又被撤职，接替他的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随植田开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讲话。他说，他要迫使19路军撤退。18日植田谦吉给蔡廷锴一份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蔡转交蒋光鼐，并召开高级长官会议。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是时，有位外国记者对蔡说：“中国军队兵少械劣，对日本精悍之师无异以卵击石。”蔡反问记者：“设日军无故攻进贵国，贵国军队亦撤退欤？”记者无言而退。
    为增援19路军，主张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亲自往南京请缨，蒋介石终于同意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师，第88师编入第5军，交付张治中指挥，加入到抗战队伍中。2月18日，张治中将军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19路军部分防地。
    2月19日凌晨，植田派出飞机，成群结队地向第19路军阵地、第5军阵地大肆轰炸。午后，敌炮兵密集向守军据点猛烈轰击。下午5时，敌陆战队向第60、61师支撑点发起强攻，被守军打得抱头逃窜，退回原地。 20日，恼羞成怒的植田于晨7时下达总攻击令。与此同时，蔡廷锴和蒋光鼐通电全国：“本军惟以铁血答复之。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分内事……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能得逞。惟愿朝野上下，人人怀必死之志，引偷生苟免为无上耻辱，团结一致，前赴后继。”敌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华浜，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军装备虽不如敌人，但通过二十几天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当敌人倾巢来犯战火猛烈时，我军隐伏战壕以逸待劳，候敌接近时，灵活地以地雷毁敌坦克，以手榴弹炸向敌群。敌人狼狈溃逃。第二天，植田亲自指挥部队向我江湾、庙行等地发起数次猛冲，都被我19路军挫败，植田的计划又告失败。日本政府改派日俄战争时的名将白川义接替植田。
    白川义则又带一个师团抵达上海，战事越来越大，战线蜿蜒百余里，日军兵力增至8万，超过了19路军和5军。蔡廷锴、蒋光鼐请军政部派援，军政部按兵不动，坐视19路军、5军孤军苦斗。 2月29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阶段，敌军展开全面的新攻势。日军在白川的策划下，开始了新的总攻。蔡廷锴将敌情及时通报第5军军长张治中。日寇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强攻，我军官兵抱着决死的意志，将炸药缠在胸、背、四肢，淋上火油，冲入敌阵。敌人死伤极大，遗尸累累，其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被击毙。然而敌我力量悬殊，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蔡廷锴与蒋光鼐、张治中到南翔面商决定退守二线，退守到嘉定等地。并向蒋介石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决定与日方和谈。蔡廷锴对蒋光鼐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利益，势不两立。”然而，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
战后蒋介石给19路军6名将领颁发了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但在召见蔡廷锴时，已不见北伐得胜归来时的那种笑容，代之严厉的训诫：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5月16日，在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群情悲愤，何香凝放声大哭，蒋光鼐当场吐血，蔡廷锴百感交集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亲日派混入政府里头把持，只有一天一天地破坏抗日情绪，并不会有人助成抗日的阵容。”
福建事变
    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19路军加以整肃，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安徽。蔡廷锴、蒋光鼐据理力争，坚决抵制蒋介石肢解19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介石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19路军被迫调驻福建。蔡廷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光鼐任福建政府主席。
    1933年，蔡廷锴、蒋光鼐在闽主政后，坚持抗日的立场。热河失陷，《塘沽协定》签订。蔡廷锴请缨北上抗战被否。5月25日蔡廷锴与蒋光鼐愤而向全国通电，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电曰：“……光鼐、廷锴窃以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存，无异圈牢待宰等一死耳。……钧座既屡以‘共匪不除，不能谈抗日’为诫矣。然区区窃引为深忧者，共何日可以‘剿’除，敌何日停止进攻？假使外被不可止之进攻，内悬不可决之‘剿’除，则国将不国，届时狼狈沉沦之惨状，孰得而知?”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后，在蒋介石的催迫下，利用福建红军主力入赣作战之隙，次第占领了闽西、闽北苏区不少地方。1933年秋，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3个团，继在闽北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将乐、等县城，威胁福州。蔡认识到进攻红军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反蒋抗日和“剿共”决不能并行，因此决定派代表到苏区与红军联系。蔡廷锴知道北伐时陈公培和共产党有过来往，于是派陈为代表，直接和红军联络。陈公培带着蒋光鼐的信到王台见到了彭德怀，并带回了彭的复信。从此，双方停战。以后蔡廷锴和蒋光鼐又派徐名鸿和陈公培二次前往苏区，徐、陈在瑞金见到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10月26日，中共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徐名鸿代表双方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蔡廷锴和蒋光鼐认为红军处处得到农民支援是得力于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于是决定成立一个闽西善后委员会。蔡廷锴兼任主任。徐名鸿兼该会秘书长，草拟该会施政方针，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施政方针。这个办法实施后，很有成效。
    11月，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上旬，蒋光鼐由香港回抵福州，传达陈铭枢、李济深等所召开的香港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发动“福建事变”，在本月内成立人民政府。蔡廷锴即火速分电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5个师长及马江要塞司令云应霖、绥署参谋长邓世增、19路军参谋长黄强等来福州开会。会上蔡廷锴提出：第19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宣布，19路军扩军，并改称为人民革命军。蒋介石对福建的情况极为震惊，想要瓦解福建反蒋力量，他打电报给蔡廷锴，一再查询陈铭枢的活动，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到庐山会晤。蔡托病不能前往。几天后，蒋又来电特别说明，如不能离开军中，可另派亲信代表会谈。蔡廷锴派19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同陆文澜、宋子文一道往庐山见蒋介石。蒋见到黄后，拿出50万元给黄转交蔡，说：“这是小数目，等贤初(蔡廷锴)来庐山再多给。”11月中旬，蒋介石和蔡廷锴通过电话后，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机来福州送函并接蔡。此函极力挑拨蔡与陈铭枢的关系，并企图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蔡廷锴将飞机扣留。
    11月18日，根据陈铭枢的提议在鼓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在抗日、反蒋、联共这三点上是一致的，但蔡廷锴主张与蒋政权决裂时间应拖延一两个月，以便解决全省杂牌部队，集中19路军兵力，应付蒋介石陆、海、空军的进攻；陈铭枢则坚持迅速发难，会议延至午夜，由于陈铭枢是这支部队的家长，大家才勉强同意了陈铭枢的意见，蔡廷锴发牢骚，这副家当是他陈铭枢的，要败就只好由他来败。11月20日正式揭开了反蒋旗帜，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蔡廷锴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19路军总指挥。
    新政府成立后，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一起发表了脱离国民党的宣言，参加新组成的“生产人民党”。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一面派重兵对新政权进行围剿，一面下令革除蔡廷锴、蒋光鼐的本兼各职，缉拿归案。
    12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对蒋作战方针。蔡廷锴提出主动在闽北进击，将敌先头部队击败。蒋光鼐主张将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抵抗。但他们的意见都被否决了，最后的决议是放弃闽北守福州。由于这个错误的决议，闽北不战而失，军队士气低落。
    1934年1月，卫立煌的第5路军抵达延平，张治中的第4路军包围了古田，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第36师等部队进逼延平。仅数日，延平、古田失守。蔡廷锴深知福州守不住，即和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商议，决定派邓世增回广东接洽，期望该军退入闽西南时，陈济棠允让闽、粤边8县作为防地，并希望陈派粤军入闽增援；同时派黄和春回广东提款至闽西，作为退守闽西时的经费；派尹时中前往瑞金求援，希望红军给予支援。1月8、9两日，蔡先后连接彭德怀来电：敌军卫立煌部在闽江以南活动，有趋永泰之势。蔡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火速向闽南撤退。1月15日，蔡廷锴离开福州，率全军向泉州退却。这样，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就解体了。
    1月17日，蔡廷锴行车往泉州，路经涂岭，突遭李默庵第10师的阻击，他的车中弹数处，虽疾驰而脱，但随同的卫兵全被击毙。在泉州，蔡廷锴知道第2军军长毛维寿已有异志，为保存部队，他只身于黄昏乘飞机至漳州。毛果然投向蒋介石，被委为第7路军总指挥。沈光汉的第1军、区寿年的第2军也被收编。1月19日蔡廷锴退抵龙岩，身边仍有从漳州带来的三四千武装部队。广东陈济棠想收编这些部队，蔡廷锴几经考虑后，与陈济棠所派的黄任寰接洽，将部队编为一个旅，以黄和春为旅长，编入粤军。蔡廷锴辗转至香港。黄和春旅被收编后不及一个月，被陈济棠缴械，徐名鸿被枪决。至此，英勇抗日的19路军被瓦解，蔡廷锴痛心不已。
无兵司令
    痛定思痛，蔡廷锴自省缺乏政治眼光，于是决定出洋考察，以增长见识，陶冶性情。1934年4月，蔡廷锴离开香港，周游欧、亚、美、澳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一路上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控诉日寇侵华罪行，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自己的抗日救国决心，受到海外华侨和外国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墨索里尼对蔡廷锴的爱国热情也表示钦佩，他说：“我为何要欢迎你，因为我向来未见中国人敢和日本抗战者，有之，惟蔡将军尔。不但中国人要崇拜你，即外国人也要崇拜你之英勇，我不管中国政府对你之态度如何，我今天要热烈欢迎你。”南京政府令驻各国大使馆设法阻止华侨欢迎蔡廷锴，但适得其反，许多地方更加热烈，侨胞们常将使馆干涉的消息告诉蔡廷锴，要求蔡廷锴揭露南京政府的通敌卖国行为。
    1935年4月，蔡廷锴回到香港。为继续抗日反蒋，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宗旨是：推翻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为宣传这一主张，他们集资扩充《大众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众报》很受民众的欢迎，销售量极大。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反对蒋介石，派李任仁请蔡廷锴入桂。蔡廷锴为抗日大计，将19路军公积金数十万交桂当局成立谢鼎新独立团，并决定不计成败入桂。7月蔡廷锴带区寿年、李盛宗抵南宁，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重建19路军。然而不久，李、白与蒋介石言和，征求蔡廷锴的意见，蔡坦然地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在离桂时，蔡留下一封信请人转交李、白，信中说，19路军缩编成一两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
    1937年5月，蔡廷锴再次出游南洋。行至菲律宾惊悉“七七事变”，为参加抗日立即回国。9月1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委任蔡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 9月17日，蔡廷锴夫人彭惠芳在香港逝世，蔡非常悲痛，深感“妻虽一田间出身之乡下女子，但深知人情世故，对于家务处理，照顾儿女，与及人情客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贤内助。10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再次召见蔡廷锴，说：“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在返回住地的路上，蔡所乘之车被撞，蔡廷锴左腿负伤，回香港住进玛丽医院治疗。
    1938年广州沦陷后，蔡廷锴被推举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 1939年，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接任总司令。7月，蔡廷锴与罗西欧女士结婚。10月蔡调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蔡廷锴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蔡任东路总指挥。战后，第26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原属蔡廷锴管辖的93师，奉命调武鸣归建制。蔡除南路游击队外，已成无兵总司令。他深知有人为19路军抗日反蒋之事在报复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蒋介石借机照准。蔡廷锴以上将参议官的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蔡又回家乡居住，直至日本投降。
参加民盟
    1946年，蔡廷锴从香港到南京，与住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见面。一番恳谈，使蔡廷锴顿开茅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回香港后，他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中。3月12日，蔡廷锴等在广州李章达的住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4月14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实际由蔡廷锴代理，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青、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7月15日，蔡廷锴发表呼吁和平的谈话。蔡迁锴领导的“民促”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早期组织之一，在广西、广东一带开展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其政治主张。民促的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现代》月刊被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民主活动。
    1947年秋，民促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但继续保持民促组织的活动。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蔡廷锴是军事家，对内战中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十分了解，因而对战局更加乐观。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多方商讨，决心为促进新政协的早日召开而努力。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5月5日，蔡廷锴代表民促，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
    9月12日，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启程，经过半个月的长途旅行，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热情接待。刚一安顿下来，蔡廷锴、谭平山等就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等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0月21日，高岗、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与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座谈会。蔡廷锴对于新政协诸问题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在东北，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要儿子蔡绍昌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2月25日，蔡廷锴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等35人，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天津解放号”专车抵达北平。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会议代表共662人，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蔡廷锴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31人组成主席团常委会。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周恩来作了关于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后来，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年，蔡廷锴被推为慰问团总团的副团长(总团团长为贺龙)前往朝鲜慰问。他兴奋地对记者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和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军亲密团结，并肩作战，连续粉碎了敌军的多次攻势，把美帝国主义者打得落花流水，终于被迫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当年帝国主义横行霸道欺侮我们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感到无比自豪。”
    蔡廷锴不但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次国。他到过朝鲜、苏联、日本十几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年11月，蔡廷锴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此后六七年间，为争取世界持续和平，蔡廷锴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57年蔡廷锴率代表团到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临行前，周总理问他，对日本有什么看法？他极认真地回答说，没什么好看法!总理笑了，耐心地说服他要将日本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和人民区分开来，积极促进中日人民交往。一席话说得蔡廷锴心悦诚服。当他和代表们乘机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时，正值深夜，还下着大雨，可数千名日本朋友和华侨依然冒雨等候。这热烈的场面感动了蔡廷锴，也使他体会到周总理在外交关系上的博大胸怀和政治远见。凑巧的是，开大会时竟然在会场上遇到“一·二八”淞沪战场上的老对手植田谦吉，为了和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发展，蔡廷锴大度地与植田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日本期间，蔡廷锴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了不少朋友。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原来我对侵略过我国的日本，感情上非常憎恨，总也忘不掉，不愿接受这个任务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经过周总理的一番话，我才认识到对国际关系，要有战略观点。”
    蔡廷锴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时，对体育方面的情况不熟悉，于是就经常和秘书长荣高棠一起，深入到运动队和比赛场馆了解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当时贺龙任体委主任。他与贺龙合作共事，不仅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建立起深厚的友情。1960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国北京举行。蔡廷锴对此非常重视。除参与领导这项工作外，不仅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其他各场比赛，只要他有空，都亲自去观赛。在这次比赛过程中，他十分关心我国运动员的成败，切望能得到好成绩。最后，当我国运动员获得男女单打世界冠军时，他高兴极了。他说：“别小看体育活动，它可以为国争光。我们过去被人家视为东亚病夫，感到可耻，今天更要用体育场上的较量，使他们改观。这件事切不可等闲视之。”
    1966年“文革”———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在中国人民头上。红卫兵横冲直撞地“破四旧”，全国陷入恐怖混乱的深渊。民主人士首当其冲。蔡廷锴的老朋友蒋光鼐家里最先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走后，蒋光鼐深怕性情刚烈的蔡廷锴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和侮辱，急命夫人黄晚霞给蔡廷锴打电话，让蔡做好思想准备，不可冲动、不能发火，免吃大亏。蔡廷锴接电话后当然非常震怒。他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步。幸亏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向毛泽东建议，对13位高级民主人士进行保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蔡廷锴家由于有解放军的把守才幸免于难。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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