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蔡畅

    蔡畅（1900-1990），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原复姓蔡林，名咸熙，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第一～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等职。全国人大第一～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1990年9月11日在北京逝世。1991年，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纪录片讴歌了蔡畅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光辉业绩。
    蔡畅，原名蔡咸熙，1900年5月14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原属湘乡县）光甲堂，乳名毛妹子，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蔡和森同志的妹妹。
    母亲葛健豪思想开放，在蔡畅幼年做家务时便要她识字，在她13岁时卖掉嫁妆带子女到县城读书。1914年，蔡母又自办湘乡县立第二女校，年仅14岁的蔡畅在读书时又兼任起全校音乐、体育教员。
    蔡畅1915年毕业于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在家乡、长沙等地执教。1919年与其兄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参加新民学会 。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和李富春结婚。同年底由法国转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1925年回国，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湖北省委妇女部长、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是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1935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1947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
    1949年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生平纪实
    蔡畅（1900年—1990年）女，1900年5月生，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光甲堂人。原双姓蔡林，曾用名蔡咸熙。
    1915年求学于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女子职业学校、周南附小任教。
    1919年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参加新民学会。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参加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25年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运动委员会（妇女部）书记（部长），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参与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领导工作。
    1926年12月至1927年4月任中共湖北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1月至3月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妇女部部长。3月至5月任湖北省妇女协会编辑委员会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1928年作为江苏代表出席中共六大。同年11月至1930年2月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1929年3月至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任中共广东省妇委成员。1931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至1934年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
蔡畅与邓小平
    1932年任中共江西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同年1月至1933年9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妇委)部长（书记）。  
    1933年9月起任中共江西省委监察委员。同年10月至1934年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监察书记。1933年12月起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主席团成员、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
    1934年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1936年冬根据陕甘宁省委决定组成支前工作团，深入工作薄弱地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5月至1937年9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常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至1937年3月）。
    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1月至3月任中共庆阳县工作委员会书记。5月至9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6月至7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委妇女部部长。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起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1938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1941年9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8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5年11月起任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委员。1946年筹建东北解放区妇女联合会，指导东北土地改革中的妇女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书记。同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6年12月至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务委员、民运部部长。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7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东北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常委、女工部部长。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
    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8年10月兼任女工部部长。1949年3月调中共中央工作。同年4月至1953年4月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1949年5月至9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同年9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10月至1957年9月任全国妇联主席，1957年9月至1967年初任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届执委会主席。1953年4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全国妇联党组第一书记、全国妇联主席。曾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978年9月当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主动辞去所担任的职务。中共第六、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大代表，中共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90年蔡畅过完九十大寿不久，一代伟人终于9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她身前留下最后的遗言是：“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
少年办学
    蔡畅从小向往进学堂读书。蔡母慈祥刚毅、豁达明礼、好学上进。1913年底，倡导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卷湖南，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的消息传到永丰镇。蔡母便和子女们一起到湘乡第一女子学校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全家人只好回到永丰镇。蔡母想到家乡的女子上学是多么困难、多么不易，又不可能都跑到县城里去受教育，于是就召集子女在一起谈了想在永丰镇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想法。蔡母的话得到孩子们的赞同。不久，永丰镇上就挂出了“湘乡县立第二女校”的牌子。
    蔡畅在创办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扮演了双重身份，她平时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的“老师”身份去教大家。由于蔡畅天资聪颖，师生反映都挺好。
    学校的教室是由尼姑庵改的，十分简陋。上音乐课时，由于13岁的蔡畅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后面的同学，而后排的学生也望不到她们的小老师。蔡畅为了能让女孩子们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挥全局，就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学生们唱歌。
    蔡畅讲课的时候，态度十分认真，也很有耐心。这位小老师和学生们的年龄相仿，很能掌握女孩子们的心思，虽然她的授课经验不多，但她肯下苦功夫钻研，学生们听她的课非常轻松愉快。大家都喜欢她们的这位小老师。新型女子学校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到三个学期，就被封闭了。蔡畅又陷于失学的痛苦之中。
抗婚出逃
    第二女校停办以后，蔡畅一边随母亲从事家务，一边自学文化。生活使她开始感到做人不容易，做一个女人更不容易。她思索着，如何能像她的哥哥蔡和森一样，走自己想走的路。就在她找不到出路，被无穷的苦恼困扰的时候，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她的面前。蔡畅的父亲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经济窘迫，便想在女儿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畅已出落得端庄文雅，品貌双全，便准备以五百银元聘金，将蔡畅许给一个地主家去当小媳妇。
    蔡父借着醉意和蔡畅的母亲商量的这桩婚事。母亲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俩人为此争吵起来。蔡父大发雷霆地吼叫起来：“这全是你这死老太婆惯的，今天上学、明天办学，还要上天了，全不把老子放在眼里！……”蔡父越说越火，竟然跳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叫喊着要杀掉蔡畅的母亲。 蔡畅陷入了极度忧伤和迷惘的情绪之中，她仿佛觉得多少年给予她温暖和力量的家庭，对于她已经丝毫没有安全感了。她寻思着以后的出路，蔡畅给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哥哥写信，叙述了家里发生情况，并提出她想到长沙去躲避的意见。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举动。
    1915年初，蔡畅在母亲的帮助下，瞒着蔡父离开了永丰镇。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片令她伤心的土地。
投身革命
    蔡畅抗婚出逃来到长沙，不久，长沙周南女校招生，她前去报考音乐体育专修科。在报名表格的姓名栏目内，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蔡畅”。（原名蔡咸熙）既表达了她与命运搏斗后的舒畅心情，也反映了她渴望今后的生活道路畅通无阻的美好愿望。
    蔡畅在周南女校结识了向警予、陶毅、劳启荣等进步学生。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探讨人生，抒发各自的理想和抱负。她还参加周南女校召开的“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大会，她第一次听到动人心弦的爱国主义演讲，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演讲，体会到唤起民众觉醒的激昂心情。通过这次参加反帝反袁斗争，她开始悟出了“革命”二字的含义。她饶有兴趣地探讨有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等思想观点，逐渐地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同情。当时，蔡畅虽然还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她渴求真理，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铺垫了基石。
    1919年，蔡畅和向警予发起了湖南女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她来到法国，跟哥哥一起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妇女解放理论，并把在法国学到的新思想不断地传回国内，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妇女运动的深入发展。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相伴永远
    一次留法学生的聚会中，年轻的李富春邂逅了手捧着传单的蔡畅，两个目光相接的一刹那，他就被蔡畅青春焕发的神采迷住了。他追了上去，送她回家，一路谈学习，谈生活，谈革命，还谈到了新民学会，十分投机……蔡畅的母亲葛建豪非常喜欢这个质朴活泼的湖南小伙子，热情地招待他吃家乡的辣子拌面。
    在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门前，蔡和森与周恩来、向警予带领着勤工俭学的留学生示威请愿，向北洋政府追讨留法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卑鄙的陈公使却召来法国巡警镇压学生。混乱中，李富春为救蔡畅，被巡警打倒在地，鲜血染红了他的《共产党宣言》……
    蔡畅为李富春的真情所感动，他们相爱了。为自由独立，为永远并肩战斗，他们击掌结为“同盟”。随后不久，又在好友邓小平的祝福下，两人成婚，永远相伴在一起。
    蔡畅怀孕了。为投身革命，性格倔强的她宁愿放弃做母亲的权力。她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害怕他们的事业会造成孩子的不幸。在母亲和李富春的劝阻下，孩子终于还是生下来了，取名李特特。但是蔡畅却毅然做了绝育手术，以表示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决心。为了寻找救国真理，蔡畅和李富春忍痛离开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远赴苏联学习。
    若干年过去了，学成归来的蔡畅与李富春，在风雨如磐的香江之畔，与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连六岁的女儿也参加了与叛徒斗争的行列。为了保护地下组织的安全，一家人随时都准备着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而东北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李富春作为东北战场战勤总指挥，负责调派军用物资，掌握着这场战役胜利的关键。在战役的关键时刻，一向待人温和的李富春竟当众命令枪毙一名被腐化的高级军官。蔡畅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布达佩斯“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途经东北，燃料用尽告急。李富春及时送出燃料，保障了代表团的急用。两人身处异地，却在电话里互相鼓励，祝福对方，表达着真挚的情感。在布达佩斯世界妇女大会上，蔡畅作为新中国妇女领袖，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她慷慨激昂地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即将诞生啦！
    辽沈战役胜利了，蔡畅从布达佩斯归来与李富春相逢，到处是庆祝胜利的景象，指挥所内红旗飘扬，两人在全军的欢呼声中拥抱在一起。
    建国后，李富春到莫斯科主持中苏经济协作的谈判工作。在新中国与前苏联签署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协定》中，李富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当时面临经济危机的新中国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一功绩奠定了李富春在管理新中国经济的第一代领导人位置。
    1967 年，北京动荡不安。李富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蔡畅沉重地凝望着丈夫，久久没有说话，他们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什么国家会变成这样？这问题一直在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斗争着，煎熬着他们的的身心。他们唯一的支柱就是相伴在一起，共同度过这艰难的历史考验。
    1975 年初，李富春积劳成疾，病危住院。蔡畅探视时，因自己感冒，怕感染丈夫，在特护病房外与李富春交谈。无情的玻璃窗门将有情人分隔在两边，使两人只能隔着玻璃倾诉。他们用纸和笔相互传达国家的希望和夫妻的爱意。53年相濡以沫的艰难生活，那伴随着忠诚信仰的坚贞爱情，就此诀别……
德重无私
    在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期间，蔡畅无论什么事情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原则，立党为公，这是她一生的党性之所在。
    1956年初，曾与蔡畅在湘乡“二女校”同过学的陈彰吾，写信给她要求找个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蔡畅回答说：“你这种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非常值得钦佩，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只是现在国家正在实行精简政策，一般机关，非必要人员，概不参加。所以，你的工作问题也难解决，现在随函附上人民币40元，为你过春节的零用。”
    60年代初，蔡畅的家乡中共双峰县委曾派其亲属去北京，想通过她找当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购买一辆汽车。蔡畅坚持原则，向家乡县委派来的人说明，当时国家的汽车供应很困难，必须按计划指标才能买到，无法“走后门”。
    1979年，双峰县委派我去看望蔡畅时，向她报告：过去蔡和森读过书的双峰高小与蔡母创办的湘乡“二女校”，如今是双峰第一中学。为纪念蔡和森，县里拟将双峰一中改名“和森学校”，将他老家永丰镇季家巷所在的街道命名“和森街”。蔡畅听了，婉言相劝说：“请转告县里不要改，我们的党早就有个规矩，不用个人名字命名，党的纪律不能违背呀!”几年后，县里写信向蔡畅报告，学校的名字未改了，要请她为双峰一中题写校名；又双峰县第一部县志告成，请她题词，她都欣然答应，很快地就给家乡寄来了两首题词。
    蔡畅与李富春都处于高级领导岗位，但他俩一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晚年，老俩口生活在一起，国家给她家配辆吉普车专供管理买菜。蔡畅想，专为我家办生活，已安排了一名管理员，还配一辆专车，既是浪费，又是特权。于是她与李富春做好管理员的思想工作，硬把买菜的专车退给了国家。
    在生活方面，蔡畅素来十分朴素。到了80年代，她还穿着50年代的衣服。她去世以后，我曾与县里有关领导到北京去接受蔡畅的一些遗物，作蔡畅陈列室的展品，看到她所穿过的不少衣服，都是打过多次补订的。在她身边工作过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有些补过的衣服因有新旧两种颜色，其外孙不愿意再穿，她自己拿来又要穿好几年才丢。
    蔡畅一生如此克勤克俭，艰苦朴素，是不是想把钱积攒下来，留给后代?不是的，她是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好传统、好作风代代相传。她与李富春早就作出过这样的决定：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全部存入银行，日后上交作党费。
    1975年，蔡畅的革命伴侣李富春去世了。她把老俩口积累多年的一张10万元存款单，作为富春的“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几年后，当她又要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富春的第二笔党费上交时，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外孙李勇留下一点，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我们留给他们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当党组织高度称赞蔡畅时，蔡畅却谦虚地说：“这3万元算不了什么，只表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颗关心祖国建设大业的心”。
    为了把党的好传统留给后代，蔡畅不仅自己严于律己，而且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早在战争年代，她就把独生女李特特送到苏联学习农业技术，让女儿立志为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而作出贡献。晚年，她带养一个外孙在身边，为避免养尊处优，她将小外孙寄居幼儿院，一个星期才接回来一次。小外孙能上学以后，从没有用公家的小车接送过。据其外孙李勇说：“记得上小学时，我住在学校，每周回来一次，外婆每周就只给我往返一趟所需车费5角钱。说起来有点‘寒碜’，我有时为节省出买一只冰棒的5分钱，而不得不步行几站路。”
心系家乡
    蔡畅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后，就从未回过家乡。但是她的心与家乡人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57年9月，全国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知道新化县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妈妈是本届全国妇代会代表，非常高兴。会议期间，她邀李贞女将军对来自家乡这位妇女代表单独进行接见，亲切交谈达两个小时之久。
    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蔡畅在湖南小组参加讨论。她听到有位代表发言讲的是家乡话，就主动打听是哪里人。她得知这位代表是双峰县千金公社党委书记，便多次与他交谈家乡的情况，委托他向家乡人民问好。
    1980年9月至1982年，蔡畅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了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职务，蔡畅退下来以后，虽然因病长期住医院，但仍然心系中华，不忘家乡。她自己不能再回离别60多年的故乡了，曾多次打发亲属回故乡。其女李特特还曾给县里引进70万元无息贷款，帮助家乡发展农业机械生产。
    蔡畅在长期住院期间，我曾与县委领导多次赴京看望，每次都受到她的热情接待。1990年5月14日是蔡畅的90大寿，我们去北京医院为蔡畅祝寿。县委、县政府敬赠了“邦家之光”的寿匾，她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家乡领导，谢谢家乡人民!”并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但仅几个月，蔡畅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此次我们为她祝寿，竟成了她与家乡人民的最后一别。
    在1990年9月11日蔡畅去世。蔡畅认为：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应该以唯物观点看待生与死。人老了，必然要死亡，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一个人只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尽了力，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她看到不少人死后大办丧事，搞得十分铺张，浪费了很多人力和财力，深感对于丧事大有改革的必要。
纪念缅怀
    为了纪念蔡畅，双峰县在蔡和森纪念馆开辟了“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室”。陈列室名为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陈列品除300多幅有关蔡畅革命生平的照片外，还陈列她在荷叶的故居光甲堂的模型；蔡畅去世后，原蔡畅办公室根据蔡畅生前的遗愿，将其部分珍贵遗物赠给家乡，在陈列室复原陈列了她在中南海故居庆云堂的一间办公室。
    为了永久地纪念蔡畅及其光辉一家，双峰县委、县政府在蔡和森广场建立蔡和森、蔡畅、葛健豪、向警予、李富春、蔡麓仙群体铜像一尊，蔡畅及其光辉的一家永远活在故乡人民的心里。 2005年来还对位于双峰县井字镇杨球村的蔡和森、蔡畅故居光甲堂进行修复。
    故居建于清朝末年，砖木结构，总面积550余平方米，是一栋一纵三横的平房。1900年5月14日蔡畅诞生在这里，并与哥哥蔡和森在这里度过了8年多的童稚时光。1985年邓小平题写的“蔡和森故居“金字红木匾悬挂于故居大门。2011年，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899年，蔡和森的父亲、母亲从上海回来，便在荷叶买下这处住房光甲堂。蔡畅兄妹俩在这里度过了8年多的童稚时光。房屋坐落在一处小坡上，绿树掩映，郁郁葱葱；门前两口水塘，芭蕉戏水，瓜蔓滋长，风景清新秀丽。走进故居，物是人非，只隐约感到，这里曾经有一位少年，坚毅地成长。那活脱的身影，仿佛还在房前屋后跳跃。而救国救民的梦想，也是在这里播种、发芽，向外一步一步有力延伸。
    故居陈列物品中有许多是原物，卧室中的床、书桌和衣柜，堂屋中的方桌和板凳，厨房中的大水缸和碗柜，农具室中的石磨、水车和大木耙等，都曾留下过蔡和森、蔡畅的印迹。是湖南省红色旅游五条精品线路中的重要景点，娄底市红色旅游的龙头。通过把蔡和森、蔡畅同志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双峰的自然人文资源、与陈列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蔡和森、蔡畅故居成为了湖南省的红色旅游经典。
人物评价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妇女界有一位几乎人人都以“大姐”相称的英杰，那就是蔡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解放后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其光辉的一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和骄傲。
    著名美国进步作家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早期革命的蔡畅：自从向警予牺牲后，她就是“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最活跃的女革命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
    1949年蔡畅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成为公认的新中国妇女领袖，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元老柳亚子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早在大革命时期共过事，友谊很深，在政协会上与蔡畅相逢，感叹万千，当即赋诗一首赠蔡畅夫妇：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死生流转各天涯，今日新都奠众华。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
    诗词缅怀了死难的先烈，又赞颂了蔡畅的革命功绩。新中国成立后，蔡畅领导全国妇联为发展中国妇女与世界各国妇女的友谊和团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49年至1966年，蔡畅先后接待会见来自亚欧4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团，以及国际妇女界许多知名人士，周恩来曾称赞说：“我们的蔡大姐，她是最敢于同外国朋友交往的人，她为中国妇女和各国妇女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蔡畅毕生致力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妇运先驱和卓越的领袖。
    周恩来和蔡畅的革命友谊深厚而相互笃信，而且还渗透着一种纯朴的姐弟情分。周恩来曾三救蔡畅，“第一救”是在法国巴黎，蔡畅得重病，高烧4天没起床，是周恩来知道后，把蔡畅从病床上背到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第二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蔡畅从事地下斗争，一天晚上她从工人区出来走到马路上就晕倒了，一个印度巡捕把蔡畅拖到人行道上扬长而去，恰巧周恩来路过发现了蔡畅，又急忙背上蔡畅送医院救治。“第三救”是在建国初期，蔡畅一次在中南海开会突然发病，周恩来立即派人把蔡畅送进医院抢救过来。在文革岁月中，蔡畅李富春夫妇受到打击迫害，是周恩来多次保护了他们。1975年6月15日，蔡畅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相逢，周恩来当时身患重病，憔悴的面容引起了蔡畅的无限忧虑。蔡畅说：“总理，我们认识50多年了，让大姐亲亲你好吧?”周恩来爽朗地回答：“好啊!大姐，我们是老战友了，我也想亲亲你，于是他俩好象亲姐弟那样互相亲吻了面颊。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充满革命情谊的亲吻，竟是这两位老革命家的诀别。
    毛泽东是蔡畅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之一，毛泽东对蔡畅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性格特点都非常了解。他对蔡畅十分尊重爱护，早在中央苏区，他就和大家一起尊称蔡畅为“蔡大姐”，文化大革命中，天安门出现“打倒蔡畅”的标语，毛泽东听后恼火地说：“蔡畅是老实人，连蔡畅也要打倒，那就‘洪洞县里没好人’了”。蔡畅对毛泽东的崇敬爱戴是无比真诚和坚定的，蔡畅在晚年病中最喜欢吟唱毛泽东诗词《长征》，由于病魔摧残，记忆力衰退，但蔡畅临终时仍会吟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用以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崇高信念。
    邓小平是蔡畅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寻求真理的同志战友，邓小平说：“我在年轻时就认识蔡大姐，和蔡大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我很敬重蔡大姐”。蔡畅晚年赞同老战友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倡议，于1982年辞去在党中央的一切职务，以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十一届七中全会致信蔡畅，表达了全党对蔡大姐的崇高敬意。蔡畅的崇高品德教育着千千万万的党员和人民。
    14岁读书时便兼任女校教员，在长沙体育比赛中有“泰安球王”之称。长征时以《马赛曲》的歌声鼓励指战员前进，曾被国际民主妇联主席称为“伟大的女英雄”。对于长征，蔡畅没有任何怨言。那时，她身材纤瘦，但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军事与泥巴》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蔡畅）。”
    蔡畅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1948年11月，她到布达佩斯参加国际民主妇联大会时，曾以端庄、娴雅的风度和充满激情的演说感动了几千与会代表，在会上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主席戈登夫人还盛赞她是“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代表新中国”。
红色后代
    蔡畅的女儿李特特1923年2月25日生于法国巴黎。由于父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准备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其外婆葛健豪便主动承担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还给她起了个“特特”名字。在法语里这是“蔡蔡”的意思。显然，葛健豪是取其母姓的叠音。
蔡畅之女李特特
    1923年秋李特特归国后，有时跟外婆住长沙，有时跟父母在武汉、上海等地住中央机关。大革命失败后，随外婆回到永丰隐居乡下，同表姐刘昂、表弟蔡博等住在乡下，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初中。至1938年4月底，才离开双峰前往苏联。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底了。
    1939年秋，李特特入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她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在这里她的俄文名字叫罗莎，她的妈妈也叫罗莎。人们只好在妈妈名字前面加个“大”字，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以示区别。罗莎在俄语里是“玫瑰花”的意思。正是这朵小“玫瑰花”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与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激烈的卫国战争。1940年夏，李特特进入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和蔡妮、蔡博、蔡转一起学习。卫国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在儿童院平静的生活，每天或上山伐木备燃料，或进工厂劳动。时年17岁的李特特，就和国际儿童院的其他大孩子开始军训，还要进行全部武装的行军锻炼。由于她能吃苦，军训任务完成出色，曾获得“轻机关枪手”证书的奖励。
    1941年底，德国占领了苏联许多城市，伤病员不断送往后方。于是，李特特前往战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每天与伤病员吃住在一起。尽管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很差，但她觉得那些伤员“可敬可爱，就是自己的亲人”，因而干得很出色。
    1944年，李特特考入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被调到苏联广播电视台做校对、播音等工作。1947年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农业，至1952年毕业归国。
    回国后，李特特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她最先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1953年，苏联准备帮助我国在北大荒建立一座现代化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才。她觉得自己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便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1954年，她带着出生不久的二儿李坚来到位于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友谊农场。
    李特特在苏联学习的专业是植物生理。50年代后期，原子能的应用已从军事领域扩展到工业、采矿、医学、农业诸方面。中国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这样就把李特特从北大荒调回了北京。
    李特特运用她丰富的俄语知识，广泛收集苏联原子能应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料，为农科院建立了资料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为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好几年。在1958年至1960年间，她还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为国家培养的1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实验室的骨干。
    遗憾的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所从事的核效应研究被中断了。1974年她虽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但没有被安排在原子能核效应研究所，而在中国农科院情报研究所作情报翻译工作。
    1978年李特特又被调到中国农科院农业科学研究委员会做科研管理工作。1980年由她组织的“核辐射对农作物的生物效应”课题，获得了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科研进步二等奖”。另外，她还选编了《国外农业》、《国外农业科技》等参考书。
    1988年，李特特离职休养了。但她只是办了离休手续，并未就此休息养老。曾有人动员她去特区办公司，也有人请她做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她都婉言谢绝了。相反，她心系贫困山区人民，全身心地投入了义务扶贫工作。198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她毛遂自荐，参加扶贫基金会工作。基金会的牌子还没有挂起来，她就第一个带头捐款，并走门串户，筹集扶贫资金，仅在1998年就争取到了三四百万元扶贫捐款。多年来，李特特不顾年事已高，先后到陕西、甘肃、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福建等十几个省区的老、少、边、穷地区作调查。她提出的“以工代赈扶贫”方式、“异地开发扶贫”等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李特特作为第一批被国家民委授予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受到表彰。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向当年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李特特是18名中国获奖者之一。1998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她是蔡畅的女儿》一书。
    如今90岁的李特特住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木犀地，她仍然十分关心政治，保持着每天看书读报的好习惯。李特特有二儿一女。长子李勇，1948年出生，高级经济师。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秘书，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书记。二子李坚，1954年出生，干部。女儿李琪，1963年出生，在上海从事电脑工作。